第1篇 破除圈子文化+克服好人主義民主生活會發(fā)言稿
以下是關于破除圈子文化+克服好人主義民主生活會發(fā)言稿，歡迎閱讀參考。
破除圈子文化+克服好人主義民主生活會發(fā)言稿（一）
要破除“圈子文化”，不但要加強對領導干部的教育引導，更要在制度上找到突破口，從源頭上肅清“圈子文化”流毒。其中最關鍵的，是把權力關進“制度的籠子里”。
首先，加強宣傳警示和教育引導。
“‘圈子文化’是一種極端利己的維護幫派私利的價值觀。”沈友軍說，可通過媒體廣泛宣傳，讓廣大黨員干部加深對“圈子文化”危害的認識，自覺遠離和抵制“圈子文化”的侵擾。
“共產黨人的文化，內核就是為民、務實、清廉的價值取向，就是革命戰(zhàn)爭年代形成的為人民服務、實事求是、艱苦奮斗的優(yōu)良文化傳統(tǒng)?！鄙蛴衍娬f，“共產黨人只有弘揚和踐行共產黨人特有的優(yōu)良傳統(tǒng)和價值觀，才能真正做到不搞小圈子、不走腐敗路，始終堅持立黨為公、執(zhí)政為民?！?/p>
其次，防范權力過度集中。
“‘圈子文化’之所以能夠存在，是因為有些地方或部門‘一把手’權力過度集中?！鄙蛴衍娬f，應進一步以黨委、政府領導班子成員為依托，以各執(zhí)行部門為基礎，促使權力實施民主化、透明化，在明確“一把手”權力的同時，更要明確其他班子成員、各執(zhí)行部門負責人的權力，分工負責，各司其職，促進決策、執(zhí)行機構的內部約束與監(jiān)督。
第三，完善政績考核規(guī)范用人制度。
李成言說：“落實好民主推薦、民主測評等干部選拔任用工作的必經程序和基礎環(huán)節(jié)，可以從根本上遏制‘圈子文化’蔓延”。
第四，加強依法反腐。
“針對我國反腐敗立法尚存在懲治腐敗的規(guī)則較為分散、欠缺反腐敗綜合性立法等缺陷，加快推進反腐敗國家立法?！崩畛裳越ㄗh，“應制定反腐敗基本法，還要有針對性地制定和完善專門的反腐敗單行法律?！崩畛裳耘e例說，“比如完善懲治貪污賄賂和瀆職侵權犯罪、規(guī)范國家工作人員從政行為方面的法律規(guī)定，最終實現依法治腐的目標?！?/p>
破除圈子文化+克服好人主義民主生活會發(fā)言稿（二）
反對和克服好人主義，要從思想理論上劃清是非界限。有的同志認為，現在不能搞過去“左”的一套了，不要動不動就批評人。這種認識是片面的。固然，上綱上線大批判和無情斗爭的“左”的那一套必須摒棄，但黨內積極的思想斗爭必須堅持，批評與自我批評的優(yōu)良傳統(tǒng)必須發(fā)揚。把開展批評、揭露和糾正缺點與錯誤視為“左”的一套，以“做人要與人為善”、“對人要寬容”為由奉行好人主義，都是不對的。共產黨員、領導干部，為人處事首先要講黨性原則，與人為善不是一味地講好話討好人，更重要的是要善意地批評幫助人。對別人的缺點和錯誤不聞不問，是對同志不負責任的態(tài)度。而對那些嚴重違紀違規(guī)的言行講寬容，實際上起著掩護和放任這些錯誤的消極作用，為不正之風和腐敗行為的滋生蔓延開了方便之門。對領導干部來說，這是一種失職瀆職行為。事實上，怕得罪不守規(guī)矩的少數人，就得罪了遵規(guī)守紀的多數人;不揭露和糾正不正之風，就傷害了正直廉潔的同志。一身正氣、敢抓敢管的干部，絕大多數群眾是擁護的，“選票”也丟不了多少。有的同志認為，維護班子團結非常重要，不要因為批評人傷了和氣。確實，維護班子團結是領導干部的政治責任，是增強班子凝聚力戰(zhàn)斗力的重要保證。但班子團結應當是在堅強黨性原則基礎上的團結，而不是沒有原則是非的一團和氣。那種沒有積極思想交鋒、沒有嚴肅認真的批評與自我批評、對一些重大敏感問題沒有是非曲直的班子，表面上的團結往往是不牢靠的，也是難以持久的。有的同志認為，批評人要講究方式方法，還是多表揚多鼓勵為好。這個話沒有錯，但在實際工作中，一些人以此為托詞，過分“講究”方式方法，結果批評人像表揚人，根本起不到批評的作用。黨內開展積極的批評與自我批評，任何時候原則都是第一位的，方法是第二位的，原則是非要清楚，好惡態(tài)度要鮮明。領導工作要以調動積極因素為主，但克服消極因素的工作也要抓。共產黨人要講究領導方法，但不能做沒有原則是非的“好好先生”。
反對好人主義，要加強黨性鍛煉和修養(yǎng)，克服個人主義。好人主義的實質是個人主義，是把個人名利得失擺在黨性原則之上的價值選擇。精于算計個人得失的人、四面討好的人，往往也是功利私心比較重的人。為什么要無原則地逢迎討好，凈撿好聽的說?無非是想在領導和同志中落個好印象、得個好人緣，對自己有好處。為什么對缺點錯誤不敢批評糾正，對不正之風和違規(guī)違紀問題不愿揭露查處?無非是怕得罪人，擔心會丟選票，影響個人進步。雖然在具體人和事的處理中，可能還有擔心得罪了關鍵人物，會影響單位集體利益、班子團結等多種考慮，但作為黨員領導干部，喪失原則，奉行好人主義，都能從患得患失的個人主義上找到原因。以黨和人民的事業(yè)為重，堅持按黨性原則和政策法紀辦事，好人主義就不會有市場。如果把自己的人緣、選票看得比黨和人民的利益還重，就談不上講黨性講原則。因此，黨員干部特別是領導干部，一定要加強黨性修養(yǎng)和鍛煉，真正做到黨的事業(yè)重如山，個人名利淡如水，寧可得罪人吃眼前虧，決不放棄原則當老好人。
反對和克服好人主義，要健全黨內生活制度、嚴肅黨規(guī)黨紀。一些單位好人主義盛行，與黨內生活制度不健全、黨內缺少批評與自我批評的環(huán)境、缺乏有效的監(jiān)督檢查有關。有的單位黨委民主生活會成了表揚與自我表揚的評功擺好會，征求意見成了征求贊揚，批評意見沒有了，連“希望”和“建議”也不提了。對一些班子成員違規(guī)違紀或明顯不妥的事，頂多私下嘀咕幾句，很少有人在會上嚴肅認真地當面批評指正。在這種不正常的黨內生活環(huán)境中，誰要堅持原則，誰就會被認為“死板”、“不好處”;誰當“好好先生”，誰就“吃得開”。因此，反對好人主義，必須嚴格黨內組織生活制度，增強黨內生活的原則性和實效性。黨內民主生活會要把開展認真的而不是敷衍的批評與自我批評作為重要內容，鼓勵和支持大家講真話、講心里話。要嚴格落實領導干部述職述廉、重大事項報告等制度，加強對領導干部執(zhí)行政策法規(guī)情況的監(jiān)督檢查，發(fā)現問題及時查處糾正，使好人主義在黨內失去生存的環(huán)境和土壤。
反對好人主義，要堅持正確的用人導向。一些領導同志不愿得罪人的重要原因是怕“丟選票”。應當承認，在擴大干部工作民主，實行民主推薦、民主測評的情況下，確有一些敢于揭露和糾正問題的人吃了虧，而一些有“好人緣”的人得了便宜。這就要求我們，在堅持擴大干部工作民主的同時，要注意正確分析和運用民主推薦、民主測評的結果，既注重群眾公論，又不簡單地搞“以票取人”。要認真落實十七屆四中全會《決定》的要求，注重從政治品質和道德品行等方面完善干部德的評價標準，注重從履行崗位職責、完成急難險重任務、關鍵時刻表現、對待個人名利等方面考察干部。進一步完善公開選拔、競爭上崗等競爭性選拔干部方式，突出崗位特點，注重能力實績。特別要注意保護和重用那些敢抓敢管、勇于揭露和糾正缺點錯誤的干部，不讓堅持黨性原則的人吃虧，不讓“老好人”占便宜。
反對和克服好人主義，主要領導干部要以身作則，切實負起責任。要帶頭開展批評與自我批評，虛心聽取大家的批評意見，真正做到聞過則喜、從善如流，而不能聽到奉承話就開心，聽到不同意見就不高興，并以各種方式進行“反彈”。要帶頭堅持黨性原則，不怕得罪人、不怕丟選票，不當“和事佬”，不搞無原則的遷就照顧。要帶頭加強黨性修養(yǎng)，嚴格自律，自覺接受組織和群眾的監(jiān)督，以自身的模范行為帶動和影響他人，作好表率。
第2篇 干部領導整治圈子文化發(fā)言稿
要牢記黨的根本宗旨，嚴守黨的政治紀律和政治規(guī)矩，切實建立抵御圈子文化的免疫圈，劃出不敢碰圈子文化的紅線。以下是整治圈子文化發(fā)言稿，歡迎大家前來閱讀。
整治圈子文化發(fā)言稿
圈子文化并非當下獨有的現象，而是一種傳統(tǒng)惡習。比如紅頂商人胡雪巖，便是依托圈子而發(fā)跡的。近年來查獲的一些腐敗大案，最終導致一些地方、行業(yè)和領域呈現出塌方式腐敗，亦是圈子文化的典型性表現。圈子文化的可怕之處在于，其如同滾雪球般越來越大，隨著其體格和容量的增加，其影響力和破壞力也日益嚴重。
官場如此，社會生活同樣難以免俗。融入圈子便成了很多人求得成功的關鍵所在，也是一些人投機取巧不遺余力的動力。在圈子內則可實現資源共享，而被排斥在圈子外則會一事無成，處處碰壁。正是這種圈子化生存狀態(tài)，使得社會秩序被破壞、社會規(guī)則被顛覆、社會公平被戕害、社會正義遭淪陷。融入圈子這種普遍性的社會認同與追隨，才是當前最大的社會病灶所在，也是腐敗現象發(fā)生的重要原因之一。
圈子文化的泛濫成災與根深蒂固，從根本上講，還是社會治理失序所致。當道德滑落、法治不彰、顯規(guī)則不顯，而各種潛規(guī)則大行其道之時，那么圈子文化就會有肥沃的生存土壤。道理很簡單，若一個人不停地奮斗，卻不斷地失敗，其就會迷茫、彷徨、悲觀和憤怒。而當其融入圈子后，卻可享受到圈子帶來的極大便利，比如在職場上，有無數的捷徑可走、有巨額的暴利可得。如此，自然會對融入圈子趨之若鶩。反之，若是綱常有序、制度有力和法治彰顯，社會公平正義能得到實現，個體的努力能獲得應有的回報，一切潛規(guī)則沒有了市場，圈子不以為利而反受其害，誰又會去刻意建立或融入一個圈子呢?
事實上，圈子文化，表面上以官場為承載主體和表現形式，其實早已滲透到社會生活的各個角落，并成為一種社會性共識。因而，破除圈子文化要立足對權力進行約束，以減少權力腐敗和干預，對權利公平與秩序正義所帶來的影響。這就要求，一方面，要加強對權力的約束，使任何權力都受到約束而不能任意支配和濫用;另一方面，則要讓權力在陽光下運行，讓每個人都有監(jiān)督權力的機會。而要織好權力籠子，讓其從根本上發(fā)揮作用，除了加大反腐倡廉的力度，對破壞社會公平正義行為進行懲治外，還應大力實施和推行社會法治，讓法治為維護社會規(guī)則與秩序兜底，只有社會公平正義得到更高水平的保障，圈子文化才會失去生存的空間和土壤。
第3篇 中央黨委整治圈子文化發(fā)言稿
圈子文化和拉幫結派問題，違反黨章黨規(guī)、違反政治紀律和政治規(guī)矩，是滋生腐敗行為的溫床、污染政治生態(tài)的禍源、侵蝕黨的肌體的毒瘤，危害巨大，影響惡劣。
整治圈子文化發(fā)言稿
圈子文化可以為惡，使公共權力私人化，也可以為善，形成很多自組織團體，重要的是如何抑其惡而揚其善。
最近抓貪腐抓出了一些窩案，打老虎打出了團伙，所以又有人會感慨中國的關系社會的劣根性。這種認識情有可原，但這樣的思維是不全面的。關系與圈子就和法律一樣，都是工具，可以用來為惡也可以用來為善，且都是一個社會治理機制中不可或缺的部分，只是一個是非正式機制，一個是正式機制，各有功能，也各有利弊，需要相輔相成才能帶來好的社會治理。好的關系治理可以帶來和諧關系、禮治社會，自治團體和社群倫理，但關系和圈子落在沒底線的人手上，卻成了特權、后門，裹挾進圈子的人，稱兄道弟，互相吹捧，出了問題，百般包庇;對圈子外的人則多方刁難，排斥打擊，落井下石。同樣的，法律落在這些人手上也一樣為惡，走漏洞，操控立法，造就一堆華爾街肥貓，危害社會。
關系和圈子是全世界到處都存在的，去關系化后的原子化社會是不健康也不可持續(xù)的，這在中國更是不可能辦到的，因為關系人情深植在我們的文化基因之中。圈子由關系連接而成，當極端的情況出現的時候，搞關系的人會用一切手段來拉近自己與圈子中核心人物的距離，從而換取最大利益。在極端情況下，法律、道德往往讓位于圈子的利益，公共權力成為各種圈子的私家領地。種種情況，都對社會的良性治理構成了極大的挑戰(zhàn)。對此，有人主張用法治取代德治，有人主張去關系化，還有人主張以契約道德取代傳統(tǒng)道德。盡管目前社會上存在法治不彰的現象，加強法制建設也是應該的、必須的，但是要用法來取代道德，或以契約交易的關系取代講仁義、講博愛的人際關系，則違背了中國人的民族性。
去關系化的社會，只會讓人變成原子化的個人。用契約道德取代傳統(tǒng)道德，是將人與人的關系用買賣交易這種工具性的關系來置換講仁義、講博愛的情感性關系，這種主張更是違背了我們骨子里面的仁愛情感。事實上，是我們的社會錯誤地使用關系，才造成了很多關系社會、人情社會的負面結果問題不在關系本身，而在于任何治理手段，關系也罷、法律也罷，都會被濫用。關系社會、人情社會有它的優(yōu)勢，也有它的缺點，我們應該客觀地分析研究，找到發(fā)揮其優(yōu)勢、減少其缺點的治理之道。
廣義的圈子在管理學中通常指 網絡，社會學中則常常是指 社區(qū)或社群。人際關系會帶來信任，信任的存在可以大大降低交易成本，以信任關系為基礎的自組織治理模式則是良善治理不可或缺的一環(huán)。簡言之，中國人的圈子文化可以為惡，使公共權力私人化，這種現象正如***同志講反腐問題時一再批團團伙伙，強調黨內決不允許結黨營私、拉幫結派;也可以為善，形成很多自組織團體表現在組織內會是最有活力、戰(zhàn)斗力與創(chuàng)意的團隊，表現在社會上則是現代復雜社會中的公民團體，如職業(yè)、行業(yè)協(xié)會、慈善團體、社區(qū)組織、各類興趣俱樂部等等，可以其內部的社群規(guī)范與倫理建構出自治的良好秩序。如何抑其惡而揚其善?古老的中庸之道其實正提供了我們需要的智慧。
中庸的第一條就是放，運用于現代自組織治理模式，就是給予社群一定的發(fā)展空間，借以形成社群倫理，靠社群內部的相互監(jiān)督形成自律的風氣。找到合適的方法開放自組織，也可以讓多元的聲音找到一個合理的表達渠道，找到合法、公開的利益代言人，形成一定的公開發(fā)言權，相互競爭又相互融合，而不是抱團暗斗，奪權謀私。這樣，通過合法的、公開的團體，將圈子文化引向一個健康的發(fā)展軌道，讓公共權力回歸到本來的軌道，最終實現良性的治理。
中庸的第二條是誠，中庸之道從天下至誠開始，只有真誠才能建立愿景、價值觀和團體文化。如此，自組織的圈子成員才有行為的規(guī)范與行動的方向，可以自治，自定目標、自選工作，正面發(fā)揮圈子的功能，而不會沒有底線地抱團徇私。
中庸的第三條原則是以身作則，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只有上下一致守法、上下一致守禮，愿景、價值觀和文化才會真正深入人心，法制與規(guī)范才會得到大家的共同尊重與遵守。
中庸的第四條原則是動態(tài)平衡，即要尋求治理模式在動態(tài)中的平衡。自上而下的層級控制要有節(jié)度，自下而上的自組織也要有節(jié)度，在層級治理和自組織治理之間把握一個平衡點。作為圈子核心人物的領導者也要保持好圈內與圈外的平衡。一個小團體的核心人物，可能也是一個更大的網絡的核心人物，在這種情況下，就不能只考慮小圈子里面人的權利，而應該把均分的原則運用到更大的層面上去，隨時動態(tài)平衡情感性與工具性動機，平衡人情法則與均分法則，平衡圈內與圈外利益，總之要在底線之上動態(tài)調整。
善用、正用關系和圈子，可以帶來良好的自組織團體，自組織團體內發(fā)展出自治理機制、鄉(xiāng)規(guī)民俗、社群倫理，是道德得以落地的依據，社會善治的基石。而在社會或企業(yè)系統(tǒng)中，則可以自我演化，自組織團體可以自我發(fā)展，自我演化以適應外界環(huán)境快速的變化，成為活力與創(chuàng)新的來源，以補救正式制度帶來的僵化與徒法不足以自行的缺憾，正式機制與非正式機制相融相生，造就一個系統(tǒng)生生不息地演化，這正是中庸之道教給我們的管理智慧，值得我們深思。
第4篇 黨員干部整治圈子文化發(fā)言稿
抓好整改落實是整治圈子文化和拉幫結派問題的關鍵，切實堅定整治圈子文化和拉幫結派問題的信心和決心。
整治圈子文化發(fā)言稿社會真像個萬花筒，五顏六色什么都有，不同層次、不同行業(yè)、不同工種、不同取向......都可以通過不同人群的興致、喜好、利益價值聚集在一起，構建一個共同交流的平臺，使人們尋找到自己的一個定位和坐標，增進社會的凝聚力和充滿社會的活力。例如學術界他可以通過學術交流，提升自己的學術修養(yǎng)、積淀淵博的學術知識，以更精通的學術來倡導社會的正能量;娛樂圈的愛好們可以聚集在一起或者與圈子各色人員探討怎樣吸引著不同的觀眾人群;商界他可以利用自己這個圈子，實現資源共享，整合信息，休戚與共，把利益做到最大化，同時，也為國富民強添了一塊磚獻了一片瓦......
其實，正常的圈子文化交往無可非議。然而，若在官場以老板、老大等稱呼領導干部的一種人身依附、官本位意識和拉幫結派的圈子文化，那就變味了。
有資料顯示，在古漢語中,同志一詞最早見于《國語-晉語四》:同德則同心,同心則同志。其基本意思就是指志趣相同、同一志向，也即是我們常指的志同道合。互稱同志是中華民族的傳統(tǒng)美德，也是我們黨的優(yōu)良傳統(tǒng)。我國剛進入近代以后，同志一詞被提得更加響亮。中國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的先行者孫中山在國民黨內部就提倡互稱同志，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須努力己成為名言錦句。1920年，毛澤東、羅學瓚等人在通信中，也開始引用同志這個詞。1921年，中國共產黨成立，在一大黨綱中規(guī)定：凡承認本黨黨綱和政策，并愿成為忠實的黨員，經黨員一人介紹，不分性別，不分國籍，都可以接收為黨員，成為我們的同志。從此互稱同志在黨內成為習慣，并擴大到黨員和非黨員之間。到了新中國成立后，同志成為全國人民最流行最親切的稱呼。1951年毛澤東在審閱李達同志撰寫的《(實踐論)解說》一書時，將書稿中出現的毛主席字樣，通通圈去，一一改寫為毛澤東同志。1958年11月，在與劉建勛、韋國清的信稿上，他將標題中主席改為毛澤東同志。此后，同志在黨內最為親切的稱呼成為廣大人民群眾的認可與接受。在很長的時期內，互稱同志在黨內乃至社會上是一種風尚。
可是，在近年來，有很多地方黨員干部由于受官僚主義、宗派主義、江湖習氣等不良風氣的影響，同志叫的人不多了。如果誰喊同志，以至于會引來詫異的目光。在當今的社會生活中，人們見商人必稱老板見官員必稱官銜見朋友必稱哥們見女士必稱美女甚至見單位領導部門負責人也得稱老板、老大。各種庸俗化、世俗化、媚俗化的稱呼撲面而來。
不過，姓名只是一個代號，各種職位也只不過是一種稱呼罷了。但是，在官場把領導稱老板老大的確有失體統(tǒng)，不僅稱謂上有所不適當、不嚴謹，更反映出黨員干部的思想作風和內心世界，從另一角度可以看出一些地方及部門存在嚴重的政治生活突出問題。一是個別領導干部或身居要職部門的負責人官本位思想嚴重，缺乏正確的權力觀、地位觀，他(她)們往往忘記了權力是黨和人民賦予的，而更注重我是誰提拔的，是誰的人，對領導一聲老板或老大的尊稱發(fā)至內心深處。二是由于權力得不到有效監(jiān)督，少數領導干部習慣于自己說了算，一種王者風范的霸氣體現得淋漓盡致，決策一言堂，用人我做主，就連單位職工一年來的獎金在過去也像商界老板發(fā)紅包似的，相互之間誰也不清楚，簡直就像一副商界老板、江湖大哥的派頭，下屬不得不對其指鹿為馬、言聽計從、俯首帖耳
江湖習氣、權貴思想、人身依附在一定程度上滲透到黨內來就會后患無窮，因為它與其他圈子文化截然不同。由于官場圈子文化出現后,會使黨的肌體受到損害，辦很多事情具有不利黨、不利民非常深的隱蔽性，極易產生拉幫結派、相互勾結、排斥他人、拉關系、走后門、結黨營私、占山為王、貪贓枉法等不良現象。
黨內統(tǒng)統(tǒng)互稱同志，不得以老板老大等庸俗稱呼，無疑有助于凈化官場風氣，推動黨內生活民主化，事關黨員的權力觀、地位觀、榮辱觀，決不可等閑視之。毛澤東同志早就說過：我們一切工作干部，不論職位高低，都是人民的勤務員，我們所做的一切，都是為人民服務，，習總書記也曾多次在黨內強調必須要胸裝四有。各級各部門務必加強對廣大干部的教育引導，幫助其端正權力觀、群眾觀、利益觀，重新審視我是誰、為了誰、依靠誰，主動加強與群眾的血肉聯系，自覺抵制親親疏疏、拉幫結派的圈子文化。各地要像廣東、江西那樣，為進一步加強對黨員領導干部的監(jiān)督管理，深入推進風清氣正政治生態(tài)建設，針對官場稱呼老板老大發(fā)出禁令。我們所有共產黨人和革命干部也應自覺遵循，讓繼承和發(fā)揚黨的優(yōu)良傳統(tǒng)，以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為標桿，重新喊響同志這個無比榮耀的稱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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